“诗言志”:抒情达意的初始阶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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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:若何成立中国文学攻讦的话语系统,是学术界十分注重并不断切磋的问题,而此中梳理中国古代文论的范围、观念和尺度,无疑具有主要意义。若何对待“诗言志”?胡大雷传授提出,“诗言志”在文艺攻讦话语系统中只是抒情达意的初始阶段,那么若何深化抒情达意,一是强化诗的言语表达,二是强化诗的表示手法,由此决定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几大走向。“文笔之辨”是中古文学理论中的主要话题,米晓燕副传授将之分为三个阶段,认为“沈诗任笔”在此中起着特殊感化,它反映了时人对“文笔”的立场与评价,见证了以韵来划分文笔尺度的阶段,又开启了以审美为区分准绳的新文笔之分。邓建传授的《中国古代文学的选本》认为,在注重选本的文献考据的同时,还要注重对选本的理论阐释,挖掘选本的真正价值和意义。(张庆利)

《尚书·尧典》提出“诗言志”,晋代陆机提出“诗缘情”;“诗言志”说的是诗歌要干什么,“诗缘情”说的是诗歌源自什么。二者在具体的语境中或有对立,或指合乎礼教,或指“私交”,但一般概指抒情达意,严忌《哀时命》所谓“志憾恨而不逞兮,抒中情而属诗”,孔颖达更直称“在己为情,情动为志,情志一也”。朱自清称“诗言志”是我国古代诗论“开山的纲要”,这是“诗言志”在诗论话语系统中的意蕴,世人多有阐述;但“诗言志”原始于文艺攻讦话语系统,这个话语系统中的“诗言志”是什么意蕴,其意蕴又对诗歌走向有着如何的影响,却值得进一步切磋。

《尚书·尧典》中称“诗言志”只是抒情达意的初始阶段,其载:“帝曰:夔!命汝典乐,教胄子,直而温,宽而栗,刚而无虐,简而无傲。诗言志,歌永言,声依永,律和声。八音克谐,无相夺伦,神人以和。夔曰:於!予击石拊石,百兽率舞。”在《尚书》中,“诗言志”本是“教胄子”的一个环节,合适“八音克谐,无相夺伦,神人以和”的总体方针,最终达到“予击石拊石,百兽率舞”的结果。从此中“诗、歌、声、律、和、舞”的递进陈列,能够看到在文艺攻讦的话语系统中,就抒情达意来说,诗为初始阶段,舞为高级阶段,为高端化的终结。《毛诗序》的阐述,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晰:“在心为志,讲话为诗。情动于中,而形于言。言之不足,故嗟叹之;嗟叹之不足,故永歌之;永歌之不足,不知手之舞之,足之蹈之也。”从文中的几个“不足”,可知在这个过程中,言“不足”而嗟叹之为诗,诗“不足”而为歌,歌“不足”而为舞,是一种递进关系,即傅毅《舞赋》“歌以咏言,舞以尽意。是以论其诗不如听其声,听其声不如察其形”的“诗、声、形”的递进。所以,诗、歌必定是共同舞的,即《左传》载:“晋侯与诸侯宴于温,使诸医生舞,曰:‘歌诗必类!’”以“舞”为尚,“歌诗必类”的对象,舞也。

既然“诗言志”在文艺攻讦话语系统中只是抒情达意的初始阶段,那么就有若何深化抒情达意的问题,一方面是强化诗的言语表达,如陆贾《新语·慎微》言:“诗,在心为志,出口为辞。矫以雅僻,砥砺钝才,雕琢文彩,抑定困惑,通塞理顺,别离然否,而情以得利,而性得以治。”另一方面则是强化诗的表示手法,于是就决定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几大走向。

其一,诗的文艺化、音乐化与歌、乐府的崇尚。摩臣2注册我国远古期间留存下来的大都是歌,从这个现实就可知最晚期的诗以歌为主。再从“诗三百”说,其本重“以声为用”,《左传》载:季札到鲁国“请观于周乐”,其多曰“美哉”!杜预注:“美其声。”孔颖达疏:“声能写情,情皆可见,听音而知治乱,观乐而晓盛衰。”故《礼记·乐记》称“声音之道,与政通矣”,“审乐以知政”;所以《荀子·乐论》称“君子以钟鼓道志”、《周礼·大司乐》称“以乐语教国子”等。春秋期间“礼崩乐坏”,“诗三百”慢慢从“以声为用”进入“以义为用”,交际赋诗的“断章取义”,明白指出用的是诗作章句的文字之“义”。《墨子·公孟》称“诵诗三百,弦诗三百,歌诗三百,舞诗三百”,称诗有诵、器、歌、舞四种传布体例,跟着“礼崩乐坏”,“以义为用”意味着“诵诗三百”占领了主导地位。但伴跟着这个历程的是楚歌兴起,并且到汉代照旧昌隆。汉代诗歌的文艺化,最次要表示是汉乐府的兴起,《汉书·艺文志》称:“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,于是有代赵之讴,秦楚之风,皆感于哀乐,缘事而发,亦能够观风尚,知薄厚云。”又多文人创作,《汉书·礼乐志》称,“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,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,略论律吕,以合八音之调,作《十九章之歌》”;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序诗赋”,“诗”即文艺化的“歌诗”,计“歌诗二十八家,三百一十四篇”,民间创作与文人创作大致参半。能够说,诗与歌的配合成长形成了整部中国古代诗歌史,徒诗与歌、乐府、词、曲等各占半壁山河,有时甚或分量更大一些。

诗的文艺化、音乐化的另一间接后果就是诗的格律化历程,钟嵘说:“余谓文制本须讽读,不成蹇碍,但令清浊通流,口气调利,斯为足矣。”“讽读”的“口气调利”的原动力就在于诗本来就有文艺化、音乐化的崇尚与要求;而诗的格律化不只是“令清浊通流,口气调利”罢了,更是抒情达意的要求。

其二,既然“诗言志”只是抒情达意的初始阶段,而身体动作的“舞”为高级阶段,那么“诗”也寻求对“身体动作”叙写的追求。于是我们看到,汉代诗歌还有如郦炎《见志诗》、仲长统《述志诗》等标明纯粹“言志”的作品,但并不多,汉末风行的是无名氏古诗、杂诗,之所以没有题目,就是由于其“言志”的意向与内容不明白,而多是对人生的叙写。自建安时代起,摩臣2注册诗歌发生了更大的变化,即强化对人生履历的叙写,以达到抒情达意的目标,叶燮《原诗》对此种倾向有所总结,其云:“建安、黄初之诗,因于苏、李与《十九首》者也;然《十九首》止自言其情,建安、黄初之诗,乃有献酬、纪行、颂德诸体,遂开后世各种应付等类,则因此实为创,此变之始也。”待南朝时,攻讦家强调的抒情达意,都是与人生履历、身体行为联系在一路的,钟嵘《诗品序》:“若乃春风春鸟,秋月秋蝉,夏云暑雨,冬月祁寒,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。嘉会寄诗以亲,离群托诗以怨。至于楚臣去境,汉妾辞宫;或骨横朔野,魂逐飞蓬;或负戈外戍,杀气雄边;塞客衣单,孀闺泪尽;或士有解佩出朝,一去忘返;女有扬蛾入宠,再盼倾国。凡斯各种,感荡心灵,非陈诗何故展其义;非长歌何故骋其情?”所谓“立象以尽意”,对人生履历、身体行为的叙写,更能抒情达意吧!

于是,《文选》诗、赋的类型中,“情、志”成为小类,如赋十五类而“情、志”各有一类;诗二十三类,有“情、志”意味的为“劝励”类、“咏怀”类、“忧伤”类、“杂诗”类等。《文选》诗的大大都类别,都是指向人生履历、身体行为的,除了以作诗的体式为类如乐府、杂歌外,其他或以作诗的外在目标为类,或以诗作的内容为类。不是说非“情、志”类的诗赋就不抒情达意,而是说,这些作品更多的是以身体行为、人生履历来抒情达意。

其三,古称“诗言志”只是抒情达意的初始阶段,而在文学史的某个阶段,则有以诗的说理来强化其抒情达意,于是就有玄言诗的极端作法。何谓玄言诗?即以形而上学思惟方式体悟玄理的诗。玄言诗的底子特点是汉末王弼提出来的“得象忘言、满意忘象”,汤用彤《言意之辨》注释说:“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笼统道理。论天道则不拘于形成材料,而进探本体具有;论人事则忽视无形之粗迹,而专期神理之妙用。”所谓“满意”大于一切。如晋人孙统《兰亭诗》:“茫茫大造,万化齐轨,罔悟玄同,竞异摽旨。平勃运谋,黄绮隐几,凡我仰希,期山期水。”以直述玄理来表现玄远超迈,颇为徒具诗的形式的“理”。玄言诗又有“从感性抽象入手”的,如王羲之《兰亭诗》:“三春启群品,寄畅在所因。仰望碧天际,俯磐绿水滨。寥朗无厓观,寓目理自陈。大矣造化功,万殊莫不均。群籁虽参差,适我无非新。”“寄畅”指靠天然景物来依靠情思;“仰望”二句写景,但“碧天际”与“绿水滨”并非是具体地址的特殊景物,也无具体糊口内容。“寥朗”二句过渡,由景物给人的感触感染引入下文的叙写玄理,即“大矣”二句的内容。最初二句,述说对天然景物的感触感染永久是新的,既称赏了玄理在胸时对天然景物的见地,又脱略了“群籁”之类天然景物的具体特征而使之成为一种理念性的工具。全诗是由山川景物一会儿进入宇宙人生哲理的叙说,而脱略了社会糊口内容,因而,诗中的天然景物只是一般性的美景罢了,诗虽然落款为“兰亭”,但显示不出兰亭景物的特征,就是为了实现“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笼统道理”。以天然景物叙说玄理来追求玄远超迈,这就是玄言诗的魅力地点,而追求玄远超迈则要求脱节情面世故的束缚,可是,把人生各类各样的感情全以恬澹中和、逍遥自由的玄理内容来矫正,消释了人生道路上各类各样的感情而达到恬澹中和境地的诗,“淡乎寡味”就是能够想见的。但重在对“意”的追求、对“理”的追求也为诗歌开出一条新路,只看若何得当使用了。

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大都身处三大系统,一是其原始语境,二是以其为焦点构成新的话语系统,三是从属于某话语系统,所谓“子话语”。我们既要关心其在某一系统中的意蕴,又不成轻忽其在别的系统中的意蕴,如斯对立异性发觉中国古代文学攻讦史,方无益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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